科舉
科舉制度固然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台灣選才用人的方法與判斷是非的價值觀依舊留有科舉制度的血液，這是無庸置疑的。在我們的社會裡，談到公平競爭，總是會搬出一套考試制度，為了建構一個公平的社會，我們設計了大大小小的考試，從小考段考期末考，高中聯考大學指考，到了高考普考還有特考，由此可見台灣是個多麽公平正義的社會。
我們的學生，國小要考國中資優班，國中要準備高中聯考，到了高中，讀書的目的是為了考到一所好的大學，好不容易進了大學玩了三年，又要開始考研究所，考國考，在三十歲以前，我們的人生似乎都在為了下一場考試做準備，這也難怪我們常常在追求生活當中的小確幸，因為在忙碌的考試當中，我們也只能在考試過後到下個考試前的短暫時光，追求人生的小確。
然而我們似乎對如此公平的社會有所不滿，於是開始向西方取經，慢慢的有了教改，有了多元入學，也有了一綱多本，但我們的社會的不滿似乎沒有因此而平息，我們開始問，一綱多本，那考試的考題會考哪些版本，是不是通通都要念完，於是考八股文就準備八股文，考申論題就要背申論題大全，考指考就把每個版本的課本都讀過就對了！當然也有些人很有骨氣，決心不為了考試而準備考試，但其中也有不少因此考不上心目中的大學，老闆心目中的大學，結果慢慢被社會淘汰，這就是達爾文的演化論，也就是這樣的趨同演化，我們慢慢變成了全世界數一數二會考試的國家，甚至在國際上的中學生科學奧林匹亞競賽都能屢獲金牌。
有些人到了大學，意識到了這樣的社會不符合他的期待，於是下定決心，準備出國留學，但你以為這樣就逃離了考試的魔掌嗎，那就就大錯特錯了，打個比方，要申請美國大學的研究所，大多需要TOEFL與GRE等能力測驗的成績，然而因為我們的社會從小就被訓練得要如何準備考試，學校在篩選東方人的成績時，也就採取了不一樣的標準，因為這些分數其實有相當的程度是反映了這些學生應對考試的能力，而非我們的語言與專業能力。因此出生在這樣的社會裡，就好像有了某種原罪，我們永遠脫離不了先賢先烈為我們所建立的科舉制度，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選材制度。
也許，有一天我們能夠改變這樣的環境，讓我們的學生不再虛度人生二十年的光陰在考試上，然而，改變的方法，絕不是從政策的單一方面就能達成的，因為這是種文化，是種習慣，是種生活，是種價值。我們或許不能要求學生不準備升學考試，但我們可以創造更多比進名校來得更好的機會，讓學生與家長們，有更多不一樣的目標要追尋；我們可以在公家機關以選擇實務經驗與表現，代替選擇成績與學校；甚至去掉部分的職位，改以流動自由業的方式取代終身職，讓大家更認真的過生活，而不是為了一勞永逸而拼命考試。希望在不久的未來，我們能有一個更好的台灣。
